《追光者》：记录战地摄影师的抗战时刻

　　作者：张鹏禹

　　抗日战争时期，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穿梭在枪林弹雨中，以相机为“武器”揭露日军侵略暴行，定格下中国军民奋起反抗的姿态。他们就是活跃在抗战前线和大后方的战地摄影师。近日，作家海飞的首部长篇非虚构作品《追光者》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该书深情描摹经历战火洗礼的雷烨、高帆、徐肖冰、罗光达、俞创硕等5位战地摄影师的英雄群像，带我们重回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记者围绕新书写作对海飞进行了专访。

　　问：大家对作为小说家和编剧的海飞比较熟悉，近期出版的《追光者》是一部非虚构作品。这次写作为何从虚构转向非虚构，有怎样的创作契机？
　　答：2023年初，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陈云向我讲述了书中第一位男主角雷烨的故事。雷烨的人生很短，年仅29岁就牺牲了。他的经历以及他的亲人延续60年的寻亲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突然觉得，虚构和非虚构，核心都是讲好故事，这与我一直坚持的“故事海”理念不谋而合。我写过一些小说，大部分是关于地下斗争的。而这5位摄影师的人生，对我来说是讲好战争故事的又一新切口。
　　所以我想，在广阔的故事海洋里，是不是可以试着跨越类型和题材的藩篱，直抵交流和理解的中心。写作之初，我跟随几位摄影师的镜头看到了他们捕捉到的战争与历史记忆，更看到了人在极端环境下的挣扎、勇气与脆弱。这些感受，既是个人的，也是群体的——延安、北平、上海、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等一个个地理坐标之上，是5位战地记者、画报编辑的付出与牺牲。我也通过他们的眼睛，看到将士、百姓等不同群体的行动。这些珍贵史实，是这本纪实作品建构之路上坚实的路基，我希望通过我的讲述，让宏大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也变得鲜活炽热。
　　问：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北平曾举办过一次规模宏大的“北平第一届摄影联合展览会”，策展人在前言中提到，“我们当国难严重的关头，所需要新的艺术，当然是以发扬民族精神为前提。”当时的摄影工作者，有很多都从追求诗情画意和审美，转而投身抗日救亡宣传。是怎样的心理变化，促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下日军的暴行和中国军民的反抗？

白求恩抢救伤员。罗光达摄（1939年）

　　答：这种转变既是当时中国摄影发展的必然，也有个人在时代潮流之下的主动选择，同时折射出抗日宣传的实效。摄影师沙飞明确提出“摄影武器论”，助力国防摄影从“暴露现实”这一目标更彻底地转向“宣传国难”，产生广泛影响。而他本人也直奔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为解放区第一个以新闻记者身份投身革命的摄影工作者。在他的影响下，原本渴望上前线杀敌的罗光达，认识到革命摄影的重大意义，或许也意识到，这不仅是对战争的记录，实际也开辟了另一战场。而罗光达参与创办的晋察冀画报社，又带动了原本以木版画等手段宣传抗日的高帆等人。
　　另一方面，典卖祖屋前往延安、并自主购置相机的雷烨，以及上海早期“左翼电影人”徐肖冰，他们对抗战摄影的理解是更自发的。他们都在上海受到抗战文艺影响，早早意识到相机是一种武器，在抗大的学习中迅速成长起来。雷烨投身冀东，记录下日军在“千里无人区”惨无人道的犯罪事实，填补了摄影空白。徐肖冰上海时期的作品大多揭露底层苦难，抵达延安后参与建设延安电影团，与党的电影事业一同成长。
　　同样，从1932年就开始周游中国、西画系出身的俞创硕，在两次长达万里的国难宣传之旅中，亲眼目睹了广袤国土上满布的战争伤痕，也见证了无数百姓流离失所的苦难景象。在此驱动下，他以记者身份穿梭于正面战场，多次出入战火中心。这一切行动的背后，既可见俞创硕纯粹而坚定的抗战初心，亦可见他深植心底的人道主义精神。
　　透过这几位摄影师，我们看到投身抗战的路径殊途同归，我相信，他们的经历也是当时摄影工作者的缩影。

革命圣地——延安。徐肖冰摄（1938年）

　　问：书中的5位摄影师令人印象深刻。雷烨在日寇扫荡时，为了给乡亲们送信错失转移时机，年仅29岁壮烈殉国；高帆16岁看到陕北公学招生启事后决心奔赴延安；徐肖冰冒着被日军轰炸的危险拍摄延安纪录片，记录下革命圣地的生活与斗争；罗光达背着枪和战士们驰骋沙场，拍下白求恩救死扶伤的照片；俞创硕“抢救式”地拍摄战场，成为台儿庄战役打响后最靠近前线的战地摄影记者之一。在追寻战地摄影师革命足迹的过程中，如何看待他们秉持的价值观和摄影观？
　　答：从摄影观来看，几位摄影师的经典作品背后，都倾注了职业性的热爱。他们的作品有一个共性，那就是真实，真实的背后是勇气与悲悯。比如高帆在1948年的临汾战役中拍下我军爆破手进行连续爆破的场面，在多年后与亲人的聊天中，他仍在惦念这群无人生还的爆破手。这张照片成为他们最后的存证，也见证了高帆在生死边缘按下快门的瞬间。这让我们看到，历史是由无数具体的人、具体的抉择、具体的牺牲连接而成的。
　　在民族存亡关头，他们与千千万万的战士们一样选择了舍身赴国难，以镜头为枪，成为历史有力的记录者。而且，他们几乎都与革命圣地延安有或深或浅的联系，这也是一种逆境中的“向光而行”。不论是雷烨“一直挺进在极度困难和艰苦的环境”，还是罗光达在得知白求恩身死后的悲伤前行，这一段段朝向光、成为光的旅程，早已超越职业范畴，成为一种生命的态度和价值的锚点。
　　问：书中提到，在太行山深处的华北战场，战地摄影师高帆在一间特殊的暗房忙碌工作，战场的紧张状态使他练就了快速配好显影液、定影液的本领。很多次，他就在老乡家里把窗户用被子一遮，借两个大碗，装上显影液、定影液，冲底片、印照片。战地摄影师们当时的工作环境是怎样的？他们如何应对日军封锁造成的摄影器材不足的问题？
　　答：正如被闻一多称为“时代的鼓手”的诗人田间所言：“雷烨诗写得好，枪法也准，革命就需要这样的记者、诗人，文艺工作者本来就是一名战士，没有什么特殊……”这番话不仅是对雷烨的赞誉，更折射出那一代战地摄影师首先是战士的身份特点。他们的工作环境和状态，也是战争时期特有的。
　　一是随军作战、深入火线。俞创硕镜头下重庆遭受空袭的惨烈、长沙大火的悲壮；徐肖冰镜头下的“百团大战”战斗实况；高帆对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长达十年的影像深耕——无一不是血与火的见证，也无一不要求摄影师与军人具有同等程度的勇气与毅力。二是采写典型、揭露罪行。战地摄影师往往直面最残酷的现实，以镜头为历史作证。雷烨两赴潘家峪惨案现场，记录日军屠杀罪行，留下的照片成为民族苦难的视觉控诉。这类工作不仅极具危险，更需道德与意志的支撑。三是在机动中坚持生产。在“扫荡”与“反扫荡”的拉锯战中，他们常须一边制作报纸、画刊，一边紧急转移。罗光达等人就长期处于这种极不安定的工作环境中，编刊出报与行军作战几乎同步进行。四是记录军民互助、百姓面貌。在破碎山河之间，他们捕捉人的韧性，留存战火中互助前行的希望之光。徐肖冰镜头下，南泥湾从最初的“烂泥湾”到成为陕北的江南，让我们看到苦难中的希望。
　　在这些工作中，摄影材料和画报制作材料的稀缺是常态。当时一卷小小的胶卷，需要用金条来交换，还常常有价无市，运输过程更是充满危险。为将胶卷安全送至前线，他们需将胶卷层层包裹，藏入空油桶，再用小船从水路暗中运输，由武工队员冒险护送。此外，一旦遭遇日军“扫荡”，必须立即组织转移，工作人员常常不得不将珍贵的照片和未冲洗的胶卷紧急埋入大树下或野地里，以免落入敌手。这样的日子，他们坚持了多年。
　　问：当时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流传着这样的民谣：“腰里挎着黑匣子，他为军民留影子，军民看了照片子，齐心抗日打鬼子。”你认为，战地摄影师对抗战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书中收录了哪些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照片？
　　答：战地摄影师对抗战的贡献是无法量化的，通过他们的艰苦工作，战场与后方、苦难与牺牲、坚守与抵抗，得以被串联成一条清晰的动线，最终让一个时代的奉献与抗争，有了具体可感、震撼人心的视觉呈现。他们拍摄的许多照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比如俞创硕拍摄的一张名为《平型关大捷后归来》的照片，忠实记录了1937年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战士带着战利品凯旋的场景；1939年，罗光达镜头里的白求恩大夫为八路军伤员治病，定格下人道主义的大爱……他们无不用影像抵抗遗忘，用镜头传递信念。（张鹏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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