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一点也不特别。所以直到现在，她们仍然是隐形的、被遗忘的、被历史忽略的，是“逝去的普罗大众中的一员”，是次要角色，是作为背景的合唱者。她们不是历史宏大叙事中跃动而出的伟人、王者或是偶尔出现的女王皇后。她们只是些普通女性—目不识丁的、贫穷的、被边缘化的，甚至是被奴役的——数以亿万计却没能留下存在印记的普通女性。我们对这些普通女性的经历所知甚少——不过零星几页的资料记载，甚至这都算多了；她们没有留下亲笔书写的文件；她们的形象只能转借旁观者的眼睛，在我们眼前一闪而过；当人们终于开始关注她们时，她们的话语却都是借由旁人写出来的。然而，她们的生命历程与那些留下大量文献资料的大人物一样真实而有意义—亦如我们自己的生命历程一样真实而有意义。我们该如何从历史失却的记忆中寻回这些女性？我们能否复原她们在历史中的面貌？
当二十多岁的萨莉·亚历山大——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与女性主义活动者——在牛津大学罗斯金学院就读于历史学专业时，她协助建立了一个活跃的学术活动组织——“历史学工坊”。在1969 年的学术工坊活动中，她提议发起一项关于女性历史的新会议，并号召感兴趣的学者们参与进来。那一年，人类首次踏上月球。然而，当人类向前迈出一大步，女性仍被认为该留在原地。因为据亚历山大的回忆，她的提议招致了“男人们的哄堂大笑”。就在三年前，E. P. 汤普森刚刚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发表了关于“自下而上的历史”的历史研究论点，即历史研究应当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经验，这也是历史学工坊立意的探索方向。但对于那些哄堂大笑的男士而言，应受关注的“普通人”显然不包括女性。
当然，事实最终证明，亚历山大站在了正确的那边。20世纪70年代，“女性史”开始讲述那些“卓越女性”的生平，她们往往地位高贵、声名在外且生活经历广为人知。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开始探寻日常可见的普通女性的生活，以及塑造她们生活的结构性因素。他们致力于探索女性的自主性及其有别于男性的经历特质，重新将女性纳入历史考察的对象，并且思考女性中心视角的历史会是怎样的。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该去哪里寻找这些普通女性？
历史是一门极大依赖于文献的学科。当代的历史学家或许可以利用照片与音像资料，考古学家们也会发掘过去历史的物质证据遗存，但大部分为我们所知的，仍然是被写下来的那些内容。因此，对于那些无法书写也不受书写者关注的人，我们该如何了解他们的经验、想法与感受？ E. H. 卡尔告诉我们：“历史由一大堆已经确定的事实构成。历史学家可以在文献、铭刻等诸如此类的东西那里获得事实，就像在鱼贩子的案板上获得鱼一样。历史学家收集事实，熟知这些事实，然后按照他本人所喜欢的方式进行加工，撰写历史。”（他对代词的选择充分体现了当时历史研究的特点。）
卡尔的突破性在于，他观察到了历史学家们在挑选并呈现哪些事实。但如果，这些事实根本不存在于文献中呢？如果这些鱼，从未被人们捕获过呢？
历史学家已向我们证明，档案也是权力运作之地。档案的来源，给了我们一种透明公开、客观与完整的幻相，但它所讲述的历史故事，是偏颇的、被审查过的。我们所获取的信息受到了权力的塑造：权力决定了哪种视角足够重要到被写进文献，决定了哪些人在记录中默默无闻或是消失无踪，决定了哪些人在历史中缺席，决定了什么事情会为人所知而什么会被抹去。那些被剥削、被压迫或是单纯被边缘化的、无关紧要的人，无法像掌权者一样将个人叙事传诸后世。这是档案拒绝回答我们的问题：它所提供给我们的叙事—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就是在这样对有权势者统治的合法化中塑造成形的。档案是不可尽信的，我们在研究女性历史时必须注意这个问题，尤其这些女性大多无权无势。她们往往只有在与有权者产生交集时，才能一改无籍籍名的面貌。如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所言，恰是“用爪子标记了自身存在”的权力，才能“留下只言片语供我们谈论”。
如果我们关于这些女性的原始资料几近于无，或是远远不够客观，历史学家该如何代表这些被遗忘的生命呢？答案就是，像对待敌人一般对待这些原始资料，攻击它，迫使它吐露其所欲掩盖的秘密。回到20世纪40年代，瓦尔特·本雅明说过我们应该“逆历史潮流而动”（brush history against the grain），安·劳拉·斯托勒则称之为“颠覆性解读”。今天的历史学家们会普遍谈到“逆向阅读”（reading against the grain），对文献的逆向阅读， 意为秉持与作者意图相反的动机来重新检阅文献。这意味着我们要不断偏离文献预设的重点、先见与判断。这意味着我们要寻找隐于言外的潜台词，从沉默中听取声音，正如赛蒂亚·哈特曼所言，我们要“打破他们的讲述，以此来重建（我们自身的）叙事”。
常常被用来逆向阅读以探寻女性生活的史料之一，是审讯与法庭记录。这些记录往往是（男性）书记员草草记下的审讯笔录，他们常将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的证词转录为第三人称叙述，遵循常用的写作模式，也并不总能标明审讯官的引导性提问在何处结束，证词又从何处开始。因此，即便在“法律最完备”的情况下，它们也很难被视作对女性证词的忠实记录。但我们可以在此中探寻普通女性的生活面貌。
那么，逆向阅读在实践中又意味着什么？在写作《尼姆的声音》一书时，我便尝试了逆向阅读的做法。我参考了法国朗格多克地区新教教会的记录。每个地方教会都建立了自己的教会法庭作为宗教管理机构与道德法庭。这是一个父权制机构，其设计宗旨为加强夫权与父权的统治，保障道德操行（尤其是在性方面）的正直无垢。由于女性被认为在道德上更意志薄弱，在性方面也不知靥足，因此道德法庭主要意味着对女性的控制。在阅读这些记录时，我不断抵制诱惑，竭力避免关注那些被教会法庭认为是重要的事情。这种被教会法庭的偏好与动机所吸引的感觉，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先于我读过这些手稿的少数几人，最终都写出了教会史作品。但对这些文献的逆向阅读是可行的，因为与同时期的刑事或民事法庭不同，宗教会议的书记员仔细记录了法庭上出现的所有女性的证词。其结果便是，我所查阅的登记簿中包含了一千多条来自女性或是与之相关的证词，而这些女性并不都是富人。在教会法庭提起诉讼无须缴费，这意味着，教会在无意中创建了这样一种机制：任何女性—甚至包括极度贫困、身为奴仆、寡居，以及其他社会地位低下的女性—都可以根据自身意愿发起诉讼。因此，（举例来说）我在这些记录中，就曾发现女仆指控主人性侵的案例。
其中一个案例尤能说明教会法庭的运作方式。1600年12月，玛格丽特·布吕耶丝指控雇主安托万·博内强奸了自己，并声称因此怀孕。我们不知道布吕耶丝的年龄与背景，不过按照当时普遍的情况，女佣多为青春期少女，或是二十多岁的女性。即便她有钱请律师，也很难通过法律讨回公道。因为被强奸的女性必须证明自己有过激烈反抗，而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女人天生重欲、甘愿顺从淫欲，那时的医学观念也主张女人达到性高潮后才会受孕，因此，声称被强奸却因此受孕的女性就落入了双重不利的处境。尽管如此，布吕耶丝还是通过宗教法庭得以讲述自己的故事，尽管她要面临来自指控对象令人不适的盘问。时年五十（或是六十）多岁的博内颇有影响力，而像这样直接质询布吕耶丝正是他的特权。他问女孩，所谓的强奸是何时发生的。布吕耶丝的答复（根据教会法庭的笔录还原成了第一人称叙述）发人深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