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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我们讲了乱世开局：黄巢起义刨断大唐根基，朱温叛唐建后梁，李克用据河东抗衡，南方诸侯趁机割据自保，天下正式分裂为南北两大阵营。你绝对想不到，宋朝那令人惊叹的繁华压根不是白手起家——当后世沉醉于江南的鱼米之香与市井喧嚣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份富庶的家底早在五代十国的七十多年里，就被南方一群闷声发财的割据君王一砖一瓦攒下了。中国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以南的决定性转移，不是宋朝突然创造的奇迹，而是这七十多年里，北方在战火中消耗、南方在安宁中建设的必然结果。这篇我们把视线从刀光剑影的中原转向南方，揭开这场改写千年格局的秘密：当北方忙着破旧秩序时，秦岭—淮河以南的统治者们用不折腾、搞经济的生存智慧，悄悄为华夏文明铺好了新的财富根基。
咱们现在都羡慕江南的天下粮仓和财富聚集地，但这地方的繁华可不是凭空来的，是五代十国时，南方那群人，七十多年闷头搞建设攒下来的。要知道，唐朝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一直稳稳扎在北方黄河流域，可就这短短七十多年的乱世，南北的经济格局愣是彻底掉了个个儿。之所以会这样，关键就是北方天天忙着打仗内耗，南方却安安稳稳搞建设，那些南方的割据君王一门心思搞生产，硬生生把经济重心从北方拽到了江南，直接给后来宋朝的富庶铺好了所有底子。这南北一边乱打仗、一边搞建设的对比，说白了就是一场没硝烟的经济竞赛，这竞赛可比任何刀光剑影的战争，都更彻底地改写了中国的千年格局。
具体说，就是北方越打越穷、越耗越弱。而秦岭淮河以南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离中原的主战场远，基本没遭过大规模的战火。就在这安稳地界里，一场能改变千年格局的变化，悄悄开始了。而这场变化的核心，就是南方的诸侯们牵头搞了七十多年的经济大开发。为啥这开发能成呢？关键就是南方在乱世里，硬生生攒下了几十年的安稳日子，老百姓不用躲战乱，大家伙儿才能一门心思扑在建设上。咱们后来熟悉的江南经济中心，也根本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就是这几十年里，靠一项项实打实的工程、一条条接地气的政策，一砖一瓦夯出来的。而南北之间这一边乱、一边建的差距，最后也彻底改写了往后千年的中国经济版图。
说到这估计有人会问了：南方这片乱世里的和平沃土，到底是哪些人在打理啊？他们靠啥生存智慧，能攒下这么厚实的家底，还悄悄留给了宋朝？这些做法里的门道，放到现在又能给我们啥启发呢？
吴越钱镠：基建狂魔治江浙，天堂苏杭的奠基者
南方那么多搞建设的政权里，最会闷声干实事的，就得数吴越国的钱镠。这钱镠这人特实在，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吴越国地盘小、家底薄，北边又是朱温、李克用那样的虎狼之师，真要跟他们硬碰硬，纯属自讨苦吃。所以他干脆定下了保境安民、善事中原的国策，对外就给中原王朝称臣，不瞎逞帝王的虚名，图的就是个和平环境；对内就关起门来，一门心思搞自己的建设。
这套对外不逞强的法子，还真给吴越换来了几十年的太平日子。太平日子一到手，钱镠就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老百姓最头疼的事儿上，那就是江浙一带的钱塘江潮水问题。他经常亲自下乡去看，亲眼见着潮水一涨，成片的农田全被淹了，老百姓要么逃荒、要么挨饿，苦得没法说。钱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心里清楚，不把水患治好，老百姓过不安稳，国家更别想富起来。公元910年左右，他狠下心来，征集了二十多万军民，动手修起了捍海石塘。
修这石塘可不是件容易事儿，钱镠带着军民前前后后干了十几年，还琢磨出了一个竹络装石的巧法子——就是把粗壮的竹子编成大笼子，里面装满大石头，再用结实的木桩把竹笼牢牢钉在江滩上，从杭州六和塔一直修到艮山门，硬生生筑起了一道挡潮的“海上长城”。《十国春秋》里记载，石塘建成后，钱塘一带的水患就彻底治好了，那些原本被潮水泡得没法种庄稼的滩涂，慢慢也都变成了能产粮食的良田。
潮水的问题解决了，钱镠还不满足，他知道庄稼长得好，全靠水利。接着就大搞基建，下令开挖河渠、修建水库，还疏浚了西湖，筑起了堰闸，把江浙一带的水系打理得井井有条。除了搞农业基建，钱镠还鼓励老百姓种茶、养蚕，发展手工业。而钱镠自己更是出了名的勤快，怕夜里睡过头耽误政事，还特意做了个圆木枕头，取名叫警枕，夜里一翻身这枕头就滚下去，人立马就醒了，接着就批公文。
有一回，他半夜在宫里批公文，窗外突然传来了城外百姓的织布声，叽叽喳喳的，在安静的夜里听得特别清楚。钱镠放下朱笔，侧着耳朵听了好一会儿，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转头对身边的大臣说：“你听听这声音，老百姓勤快织布，家里才能富；家家户户都富了，咱们国家才能安稳啊！”
在钱镠几十年如一日的经营下，吴越国成了乱世里的安乐窝。那时候，北方的老百姓为了躲战火，一批接一批的往吴越迁，他们不光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还带来了北方的先进技术。吴越本来就有水利基建的底子，再加上这些新的人力和技术，当地的茶叶、丝绸、瓷器品质越来越高，通过海路卖到了沿海各地，甚至远渡海外卖到了周边的国家，商业很快就繁荣起来了。杭州也从原来的小城，变成了商贸云集的重镇，为后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扎下了最深的根基。
前蜀王建：草根皇帝建天府，乱世里的文化绿洲
南方搞建设的不光有钱镠这一位实干家，西南四川的王建，凭着草根闯出来的智慧，走出了另一条不一样的致富路。王建是实打实的草根逆袭，早年混过江湖、贩过私盐，没读过多少书，一路摸爬滚打才在四川站稳脚跟。正因为自己没多少文化，他比谁都明白人才的重要性，而且刚开始打江山时吃够了没人才辅佐的亏，心里清楚得很：乱世里，地盘可能丢，金银可能散，但实打实的人才，才是稳住局面、搞成事的根本！
所以他一在四川站稳脚、建立前蜀，就定了“守好地盘、广聚人才”的核心战略——四川本来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先把家园守住，再靠人才搞发展，日子才能过得稳稳当当。他还给手下立了条规矩：不管出身咋样，只要有本事，就给你官做！可王建心里也清楚，光靠蜀地本地的人才，想把盘子做大根本不够。那时候中原正乱，大批文人墨客流离失所、没地方去，王建立马派人出去招贤，话说得特别实在：来四川，我保你太平，还能给你施展才华的舞台！
诗人韦庄那时候正避战乱，一路漂泊到了蜀地。王建听说韦庄的名气和才华后，没摆皇帝架子，带着礼物亲自登门拜访。一聊之下，他特别欣赏韦庄的才干，直接请韦庄当了宰相。韦庄也没辜负这份信任，帮王建完善吏治、制定典章制度，把前蜀的朝堂打理得清清爽爽。靠着这套招贤纳士的政策，王建很快就为前蜀搭建起了高质量的治理班底。
有了这些人才，前蜀各方面都飞速发展：韦庄等人帮着细化吏治规则、完善典章制度；从北方逃过来的农技师，手把手教蜀地百姓改进耕种技术；王建自己也没闲着，大力兴修水利、减轻赋税，把农业根基打得扎扎实实。没过多久，蜀锦、蜀绣、瓷器这些特色手工业品，不光在国内畅销，还顺着丝绸之路卖到国外，给前蜀赚了大笔财富。
更难得的是，这个大老粗出身的皇帝，还格外重视文化教育。他在成都设立学校，派人整理散落的古籍，让四川成了那个血流成河的乱世中，一块难得的文化绿洲。可惜，王建去世后，他的儿子王衍荒淫无道，把老爹攒下的家业败了个精光，前蜀最后也被后唐所灭。但王建打下的天府之国根基还在，后来孟知祥在四川建立后蜀，延续了王建的治国策略，四川的富庶也就一直延续到了宋朝。
南唐：从保境安民到文艺盛世，江南的风雅根基
说完西南四川的王建，再看夹在吴越和中原之间的江淮地区，这里也没浪费乱世里难得的和平期。这地方就跟块夹心饼干似的，北边怕中原王朝打过来，南边又要防着吴越这些邻国，处境特别尴尬。开创吴国的杨行密心里门儿清：出去抢地盘就是找死，不如关起门来休养生息。于是他下令减轻赋税、鼓励百姓耕种，慢慢让江淮经济恢复了元气。
杨行密打下基础后，权力慢慢传到了权臣徐温手里，后来徐温又把权力交给了自己的养子徐知诰，这人就是后来改名李昪、建立南唐的开国皇帝。这对养父子接手杨行密的家底后，算得上是五代时期的经营高手了。他们接着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兴修水利，更关键的是，俩人都有商业头脑，在金陵、扬州这些水陆交通要道，大力发展商业，招揽四方商人来做生意。公元937年，徐知诰称帝建立南唐，在他统治期间，南唐的疆域扩展到了最大，国库也攒得满满当当的，达到了鼎盛时期。
李昪一辈子勤俭治国，给儿孙留下了殷实的家业——疆域广、国库足。可这江山传到他儿子李璟、孙子李煜手里，就彻底变了样。这爷俩完美继承了祖上的文艺细胞，可偏偏没学会治国打仗的本事。李璟还想往北扩张，几次出兵都大败而归；到了李煜手里，更是没了争天下的心思。爷俩索性不折腾打仗了，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吟诗作画、享受生活上。
可谁能想到，爷俩这不折腾打仗、专心搞文艺的选择，反倒让南唐的文化迎来了大爆发，成了惊艳千古的文化盛世。李璟和李煜本身就是顶尖的词人，他们开创的南唐词派，情感真挚、语言优美，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宋词。李煜那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更是流传千古的绝唱。南唐的文化繁荣还不止于此，除了词，绘画、书法也达到了顶峰水平，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就是当时的代表作。可以说，南唐不光搞活了江淮经济，还凭着繁荣的文化，给江南一带定下了骨子里的风雅气质。
楚、闽、南汉：各显神通的地方豪强
不光吴越、前蜀、南唐这些大国，南方的小政权也没闲着，这股闷声搞建设的潮流，可不是大国的专利。像湖南的楚国、福建的闽国、岭南的南汉这些地盘较小的政权，凭着小而美的生存智慧，各显神通，闯出了属于自己的致富路。
先看湖南的楚国，国王马殷没跟着大国拼农业、拼疆域，反倒选了条特色路子——他发现湖南多山，种粮食产量不高，可偏偏适合种茶树。再一看北方正打仗，茶叶是紧俏货，马殷立马抓住了商机：下令在湖南广种茶树，专门设立茶务机构管茶叶专卖，还跟北方的后梁、后唐签了贸易协议，让湖南的茶叶能源源不断的卖到北方去。
马殷还有个更绝的法子，能把茶叶贸易的利润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他让楚国境内只流通铅钱、铁钱，商人从外面赚来的铜钱，得换成楚国的铅铁钱才能在境内花；可老百姓交税，又必须交铜钱。就这么一套操作，商人卖茶叶赚的铜钱，只能在楚国换成铅铁钱用，而楚国朝廷拿着收上来的铜钱，又能去外面采购物资。这一进一出的周转，楚国就把茶叶贸易的巨额利润，牢牢锁在了自己口袋里，成了富甲一方的茶叶王国。
马殷是靠山吃山，种茶树，而福建闽国的王审知，思路比他更活。他面对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窘境，陆路运输十分困难，转头一看，大海就是现成的通道。于是他全力打造泉州、福州这两个港口，派人建造大型海船，还简化港口税收，吸引外国商人来交易。福建的瓷器、茶叶顺着海路卖到东南亚，甚至远到朝鲜、日本。泉州也借着这股外贸热潮，迅速发展起来，成了当时东南沿海最重要的外贸港口之一。
再往南看，最南边的南汉地处岭南，这地方在唐朝时还是流放犯人的地方，确实够偏远的。可南汉的刘氏父子反倒有办法，硬是把这劣势变成了优势——他们大量吸纳从北方逃难来的精英，让这些人手把手地，教岭南本地人改进耕种技术、学着手工业的本事。同时，他们面朝大海做起了大生意，把岭南的香料、珍宝通过海路卖到海外，硬是把岭南的商贸潜力激发了出来，让这里成了连接中国与海外的重要通道。
乱世里的生存哲学，改变千年的底层逻辑
把这些南方政权的做法放一块儿看就知道，他们的生存逻辑惊人地一致——不贪帝王的虚名，只抓老百姓温饱的实利；就算这些南方政权之间有边境摩擦，也点到为止，绝不打大规模战争，毕竟打仗最耗国力。比如吴越和南唐，虽说都是邻居，却很少真刀真枪地打仗，两边都想着保住和平环境搞生产。正是这难得的和平，给了他们因地制宜搞发展的空间。
也正因为有了这份共识，吴越才专心修基建、治水患；前蜀聚人才、兴文教；南唐兴商贸、活流通；楚、闽、南汉则专攻茶叶、海运、香料这些特色产业。大家看似各干各的，但核心目标都一样：在不打仗的前提下，把自己的地盘经营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说白了，南方这群统治者，在乱世里不约而同选了条最实在的路：不折腾、搞经济。北方逃难来的百姓带来了劳动力，工匠带来了先进技术，这些都是发展的种子；而让这些种子生根发芽的，正是南方特意营造的和平环境，还有那些实打实的务实政策。钱镠修的海塘、王建聚的工匠、李昪兴的商贸、马殷种的茶树，这些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南方统治者一门心思搞建设的结果。也正是这份自己攒下的厚实家底，才是后来宋朝富庶的真正起点。
经济重心南移：千年格局的一锤定音
回头看就清楚了，唐朝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一直在北方黄河流域，粮食和财富大多都来自中原；可五代十国这七十多年，北方战乱不断，南方闷头搞建设，南北的经济格局就彻底反转了。南方的农业产量、手工业水平和商业繁荣程度，慢慢就超过了北方。吴越的良田能养活百万人口，南唐的瓷器、前蜀的蜀锦在各地供不应求，泉州、广州的海外贸易税收，比北方很多州的财政收入都高。中国经济重心那次决定性的南移，正是在这纷乱的七十多年里定了调。
经营落幕，统一序幕拉开
可历史就是这样，有得就有失。南方在和平里攒下了财富，可军队却缺少战场的历练；而北方在连年的战乱里，反倒淬炼出了更能打的军队，统一全国的野心也越来越大。这么一来，南方的和平发展，其实早就悄悄进入了倒计时。南方政权几十年攒下的这份富庶家业，终究成了下一个时代里，北方政权一心想要夺取的目标。
下一篇，咱们就把视线拉回北方，看看后唐是怎么从鼎盛一步步走向衰落的，石敬瑭为啥心甘情愿做契丹的“儿皇帝”，燕云十六州的割让，又给中国带来了哪些深远的影响。而这场因石敬瑭割地引发的北方转折与屈辱，又为后来的天下统一，埋下了怎样的伏笔。
回头再看，五代十国这七十多年，远不只是军阀混战的乱世。当北方在循环往复的霸权争斗中不断内耗时，南方却悄悄完成了一场改变千年格局的大变革。宋朝的富庶，江南的繁华，它最深层的密码，早已在这段北战南建的岁月里，被一一刻写下来了。
最后咱来个有趣的假设：要是给你一张穿越票，你会选去钱镠治下安居乐业的吴越，还是去李煜笔下风雅的南唐，或是去马殷那个茶叶管够的楚国？为啥呢？评论区里聊聊，你的乱世择居观是啥！
参考出处
1. 杜文玉：《五代十国史》，中华书局。
2. 杜文玉：《五代十国经济史》，学苑出版社，2011年。
3. 欧阳修：《新五代史》。
4. 薛居正：《旧五代史》。
5. 吴任臣：《十国春秋》。
6. 耿元骊：《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开发的加速》专题讲座，华东师范大学。
7. 杭州地方志办公室相关史料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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