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的大连，海风裹着咸湿的凉意，吹遍理工大学的梧桐道。
23岁的维罗妮卡踩着帆布鞋走在校园里，金色的卷发被风拂起，像一束揉碎的阳光。
这个来自瑞典哥德堡的姑娘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场跨越亚欧大陆的留学之旅，会将她的人生拖入一场无尽的黑暗，而那片她魂牵梦萦的北欧故土，终会成为她生命的终点，埋下两具冰冷的尸体，和一桩横跨二十年的悬案。
2003年3月的哥德堡，依旧飘着零星的雪，寒风吹在脸上像细针一样扎人。
2003年3月18日的晚上，维罗妮卡的父亲埃里克森坐在客厅里，指尖的咖啡凉透了，女儿本该在下午五点就到家，如今却杳无音信。
电话拨了一遍又一遍，听筒里只有冰冷的忙音，窗外的雪越下越大，像是要把整个城市都掩埋。
网图
埃里克森终于拨通了报警电话，带着颤抖的声音说出女儿的名字：“维罗妮卡·埃里克森，她在查尔姆斯理工大学上课，下午两三点离开的，再也没回来。”
警方的出警速度快得超乎想象，毕竟在瑞典，失踪案的卷宗薄得可怜。
负责此案的探长尼尔森，一个有着二十年办案经验的老警察，捏着维罗妮卡的照片，眉头紧锁。
照片里的姑娘笑眼弯弯，眼角有一颗小小的痣，怎么看都不像是会惹上麻烦的人。
“查她的手机信号，调周边的监控，挨家挨户问。”
尼尔森的指令简洁明了，只是他没想到，这一查，竟查出了一桩令人毛骨悚然的双尸案。
技术人员很快锁定了维罗妮卡的手机信号范围，那是一片老旧的居民区，几百户人家挤在错落的楼房里，红瓦的屋顶上积着薄雪。
警方分成数个小队，挨家挨户地敲门，手里拿着维罗妮卡的手机号码，站在门口一遍遍拨打，试图从那微弱的铃声里，找到失踪者的踪迹。
雪粒打在警察的警帽上，发出细碎的声响，居民区里一片寂静，只有偶尔传来的狗吠，和那一遍遍重复的拨号音。
当警察走到一栋三层红砖楼前，拨通号码的瞬间，一阵微弱的手机铃声从楼内传来，断断续续，像是被什么东西捂住了。
那是华裔邻居唐庆中的家。
门被撬开的那一刻，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盖过了雪的清冷。
客厅的地板上溅满了暗红色的血迹，蜿蜒着通向卫生间。
尼尔森探长推开门，卫生间的灯光惨白，浴缸里的水早已冷却，维罗妮卡的身体漂浮在水中，金色的卷发散落在水面，像一团凋零的蒲公英。
她的双手紧紧攥着，指甲缝里嵌着皮肉和布料的纤维，显然死前经历了殊死的反抗。
网图
尸检报告很快出来了：机械性窒息死亡，死亡时间与埃里克森报案的时间几乎重合，也就是说，警方找到她时，她刚离世不久。
而更让警方感到诡异的是，屋主唐庆中，那个在邻居眼中温和友善、经常去埃里克森家串门的华裔男人，凭空消失了。
他的手机在瑞典北部的高速路上被发现，扔在一个垃圾桶里，指纹被擦拭得一干二净，手机卡早已被取出，像是有人刻意抹去了所有痕迹。
埃里克森夫妇得知消息后，摇着头反复说：“不可能，唐是个好人，他经常给我们送中国的点心，他不会伤害维罗妮卡的。”
尼尔森探长也觉得事情绝非表面那么简单，一个温和的华裔邻居，一个刚遭遇不幸的瑞典母亲，这两者之间，似乎没有任何冲突的理由。
而唐庆中的失踪，更像是一个精心布置的局，他到底是凶手，还是另一个受害者？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一周后浮出水面。
那栋红砖楼的另一户住户报案，说家里总能闻到一股刺鼻的恶臭味，家里的狗日夜躁动，对着花园的一块空地不停刨挖，甚至不惜抓破爪子。
警方带着警犬赶到，警犬一靠近那片空地，便狂吠不止。
挖掘机挖开泥土的那一刻，一股令人作呕的腐臭味四散开来，泥土中，一只僵硬的手掌露了出来。
那时唐庆中的尸体，被残忍肢解，埋在自家花园的角落里。
法医鉴定的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唐庆中的死亡时间是2003年3月17日，比维罗妮卡早了整整一天。
也就是说，维罗妮卡是在一个已经死去的男人的家里，被杀害的。
这个发现让整个哥德堡都陷入了恐慌，谁能想到，在这片平静的土地上，会发生如此离奇的谋杀案？
一个死去的屋主，一个在死者家中遇害的女人，这栋红砖楼里，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
警方在现场提取了大量的血迹样本，检测结果显示，除了维罗妮卡和唐庆中之外，还有第三个人的血迹，DNA显示，此人拥有亚洲血统。
这个神秘的第三人，成了破案的关键。
而尼尔森探长在查看维罗妮卡的手机通讯记录时，一个名字跳入了眼帘，像一根刺，扎进了所有办案人员的心里。
林友，维罗妮卡的丈夫，那个比她大十岁的中国男人。
网图
时间倒回1996年的大连，彼时的维罗妮卡还是个对中国充满好奇的留学生。
为了练习英语，她找了一份外教的兼职，在一个英语培训机构上课。也就是在那里，她遇见了林友。
网图
林友那年33岁，是大连理工大学的在职研究生，穿着体面的西装，说话温文尔雅，出手更是阔绰。
在那个涉外恋还带着强烈冒险色彩的年代，林友的出现，对于初来乍到的维罗妮卡而言，像是一道光。
他会记住她的喜好，在她下课的时候送上一杯热咖啡。
会带着她逛遍大连的大街小巷，尝遍各种特色小吃。
会在她想家的时候，温柔地拍着她的背，说：“有我在，这里就是你的家。”
维罗妮卡从未见过如此细腻的男人，她沉浸在这份突如其来的爱意里，丝毫没有察觉，这份温柔的背后，藏着怎样的算计。
林友对她展开了猛烈的追求，鲜花、礼物、甜言蜜语，铺天盖地，让这个年轻的瑞典姑娘毫无招架之力，很快便坠入了爱河。
恋爱中的女人总是盲目的，维罗妮卡只看到了林友的温柔和体贴，却忽略了他眼底偶尔闪过的阴翳，忽略了他身边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异性关系，更忽略了他谈及婚姻时，那一丝不易察觉的功利。
她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却不知道，自己只是林友人生棋盘上的一颗棋子。
不久后，维罗妮卡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个消息让她既惊喜又忐忑，她看着林友，等待着他的回应。
她本以为林友会提出堕胎，毕竟他们还没有结婚，而林友的家人，似乎也并不太接受这个外国儿媳。
但出乎她意料的是，林友在和父亲商量后，竟决定留下这个孩子。
维罗妮卡以为，这是林友爱她的证明，却不知道，林友的父亲看中的，是她的瑞典国籍，是瑞典那优渥的社会福利，更是借着这段婚姻，让林友未来能顺利拿到瑞典国籍，拓展海外的生意。
1998年，维罗妮卡挺着大肚子，和林友在瑞典哥德堡举行了婚礼。
那是一场简单的婚礼，只有埃里克森夫妇和几个亲友参加，林友的家人，没有一个到场。
婚礼上，林友牵着维罗妮卡的手，说着一生一世的誓言，维罗妮卡看着他，眼里满是幸福的泪光，她以为，自己的人生会从此步入童话。
1999年，他们的儿子马库斯出生了。
金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像极了维罗妮卡。
看着襁褓中的儿子，维罗妮卡觉得，所有的等待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但她没想到，婚姻的童话，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惊悚的噩梦。
孩子的出生，像是撕开了林友温柔的面具。
他不再掩饰自己的本性，开始夜不归宿，手机里的暧昧短信越来越多，维罗妮卡质问他，得到的却是冷漠的回应。
渐渐地，争吵成了家常便饭，林友的脾气越来越暴躁，甚至开始对维罗妮卡动手。
冰冷的拳头落在身上，比寒冬的海风还要刺骨。
维罗妮卡不敢相信，那个曾经对她呵护备至的男人，如今会变得如此面目狰狞。
她试图挽回，试图和林友沟通，却只换来更多的暴力和背叛。
他们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只剩下一个空壳，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终于，在马库斯两岁那年，林友留下一句“我回国处理生意”，便独自离开了瑞典，再也没有回来。
他走得决绝，像是甩掉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只留下维罗妮卡和年幼的儿子，在异国他乡，相依为命。
维罗妮卡以为，林友的离开，是这场不幸婚姻的终点，却没想到，这只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
林友虽然身在中国，却始终不肯放弃对儿子的掌控。
他多次要求维罗妮卡将马库斯送回中国抚养，理由是“孩子是林家的血脉，理应在中国长大”。
这个要求被维罗妮卡扣绝了，她深知林友的为人，她不敢将年幼的儿子交到他手里。
几番拉扯之下，林友提出了一个看似“公平”的交易。
他每个月支付一万克朗的抚养费，折合人民币六千八百元，而条件是，马库斯每年必须有三个月的时间呆在中国，并且在此期间，维罗妮卡不能陪同。
为了让儿子能有更好的生活，也为了暂时平息林友的纠缠，维罗妮卡咬牙答应了。
她以为，这只是一场简单的抚养权交换，却没想到，林友会如此肆无忌惮地伤害他们的儿子。
马库斯三岁那年，第一次被送回中国。
三个月后，孩子回到瑞典，变得沉默寡言，夜里常常从噩梦中惊醒，哭着喊着说“爸爸带我去一个好吵的地方，好多人抽烟喝酒，好害怕”。
维罗妮卡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疼，她追问之下才知道，林友根本没有好好照顾孩子，而是带着只有两三岁的马库斯，去各种乌烟瘴气的酒局和应酬场合，把孩子当成了他炫耀的工具。
那一刻，维罗妮卡彻底寒了心。
她再也无法忍受林友这样伤害自己的儿子，当即决定，不再将马库斯送回中国。
这个决定，彻底激怒了林友。
他二话不说，中断了抚养费的支付，像是要以此逼维罗妮卡妥协。
但维罗妮卡这次没有退让，她靠着自己做外教的工资，和父母的接济，独自抚养着马库斯。
同时，她也下定决心，要和这个男人彻底划清界限。
2003年，维罗妮卡在瑞典正式提出离婚诉讼，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并且争取马库斯的抚养权。
她以为，这是一场简单的离婚官司，却没想到，这会成为她生命的倒计时。 |
